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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法之名安顿身心

来源:转载自《人民法院报》   发布时间: 2016年11月22日

以法之名安顿身心

作者:王洪用

     法官应对中国的法律传统和诉讼文化具备温情的理解,对我们当下的时代和民众生活应存有切身的体察。

    三十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,乡土中国发生了撼人心魄的嬗变,当下的司法场域也迥然不同于往昔。但一些传统诉讼文化仍根深蒂固地坚守在民众的心中,从某种程度上抵触乃至消解着制度所倡导的那些概念和信条。

    从现实层面看,不少当事人并非基于诉讼规范而主张权利,选择法院也不是他理性守法的结果,在其眼中法院与其他公权部门并无不同,是也仅是可以“讨一个说法”的地方。囿于传统诉讼理念的束缚,少数当事人仍将自身置于“击鼓申冤”的位置上。他们并不认同那些大写的程序正义或证据规则,而是希冀裁断案件的法官具备海瑞、包拯那般神力。在这种朴素的诉讼价值观里,诸如“法律事实不同于客观事实”“证据乃法庭之王”等理论话语均被稀释得了无踪迹。

    尤为重要的是,在法律经济学的视野中,当事人参与诉讼终归是追逐自我利益的最大化。这也意味着不管法官怎样固守法律规范和职业伦理,司法决策里都难免存在利益阙如的一方。然而,只要裁判结果是当事人不满意的,常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司法决策视作权力的懈怠或恣意。

    如何才能成为合格的中国法官?我们又该怎样衡量和评价一个法官是否合格?这些命题简单而深邃,纯粹又沉重,难以解答却也无法回避。它蕴藏着“法官是什么”与“什么是法官”的终极追问,任何教义文字在应对时都会显得苍白无力。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,恪守刚正清廉和勤勉尽责的职业伦理是“合格法官”的首要构成要件。“以事实为根据,以法律为准绳”,还要牢记法律之外尚有天理、人情与道德的余地。尤需注意的是,无论继受过多少教科书的熏陶和司法技能的训练,不管聆听过几许现代文明的谆谆教诲,法官都应对中国的法律传统和诉讼文化具备温情的理解,对我们当下的时代和民众生活应存有切身的体察。

    法官究竟在生活中还是在生活外?换言之,日常生活中法官应积极站在社会前台还是隐居幕后?源自西方“自然正义”原则的司法中立,演绎并张扬着法官应当是孤独、保守和超然的职业群体,理应与社会公众保持必要的距离。而遵循我国传统的诉讼伦理,却一直要求并激赏着那些与民同乐的司法官吏。事实上,至今也没有任何实证的方法检验两种理念和范式的优劣。基于当前我国的司法现实,我们理应积极参与社会而不沉湎世俗生活,同时为避免利益羁绊下的角色异化,更多的时候应学会与孤独为伴。“狐狸知道很多事,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。”某种意义上,法官只有做一个孤独而执着的刺猬,穿越那纷扰的黑夜和白天,才能筑牢民众对法治的信心。

杨简初见陆九渊,问如何是“本心”,陆九渊道:“是者知其为是,非者知其为非,此即本心。”杨简说:“止如斯耶?”陆九渊高声答曰:“更何有也!”杨简顿悟。法是我们的本心,尘世里,法官是法的孩子。

本文转自2016年11月15日《人民法院报》第2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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